回武昌的路上，玉柱接到了消息，年羹尧战败被擒，老四却不知所踪。

　　当时，出于统战的需要，根基未稳的玉柱，对老四、老八和老十四的家人们，还算客气，只是把她们圈禁于王府内而已。

　　年羹尧就不同了，他仅仅是汉军旗人而已，在满洲权贵中的影响力，几乎为零。

　　所以，年羹尧兵出陕甘之后，玉柱便把整个年家的男女老少，都捉进了大牢里。

　　年家人被关在牢里，这都超过一年了，玉柱一直都没有痛下杀手。

　　说白了，等的就是年羹尧兵败。

　　现在，年羹尧已经完犊子了，年家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正式变为待宰的羔羊。

　　玉柱刚刚回到武昌不久，就接到了四川的捷报。

　　第一镇经水路入川后，短短的两个多月里，便连克酉阳州和重庆府两大要地。

　　等第一镇的新军，拿下了泸州府后，四川的叛军便大势已去矣。

　　因为啥呢？

　　泸州是中江（内江）和长江的交汇处，只要逆中江北上，第一镇的船队，便可径直抵达成都东南面的简州（简阳）。

　　从简州到成都，也就是二百里地了。

　　所以，泸州丢失之后，成都的叛军们坐不住了，索性杀了四川巡抚，给吕武递了降表。

　　即将兵临城下之前，叛军们投降了，倒也颇有自知之明。

　　嘿嘿，生擒年羹尧，平定了四川，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落入佟家之手，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。

　　大江南北的各省官员们，全都剪了辫子。

　　就算是这些人，不可能忠诚于玉柱，但是，有一点是确信的，他们再无忠于清室的可能性。

　　连辫子都剪了，满洲人还怎么信任他们呢？

　　打铁还须趁热！

　　借着两次大捷的东风，玉柱正式发布了王谕，武昌府定为南都。

　　自古以来，迁都之事，只要事先漏了风，就会被吵黄了，无一例外。

　　当年，赵匡胤就非常想迁都去洛阳。但是，风声留出去之后，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们，绝大部分都持反对的意见。

　　实话说，汴河根本无力承载过大的漕运压力。洛阳就在黄河边上，不仅漕运无忧，而且还有险可守。

　　但是，迁都这种事情，往往损害的是，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。

　　因为啥呢？

　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，丢了实权的武将们，以及新提拔的文臣们，纷纷在开封府附近，广置良田，广修豪宅。

　　这种时候的迁都，就等于是让权贵集团，集体割肉啊！

　　玉柱就不同了，他故意选在开国之前，就定下了南都，根子问题就一个：必须趁新军内部，大大小小的军头们，在京城的利益还不大之时，抢先把都城给迁了。

　　等新军的军官们，在京城里，编织起了严密的关系网和利益网，再想迁都的话，几乎就不可能了。

　　而且，迁都之事，必须在玉柱的手里完成。

　　玉柱都无法顺利的迁都，就别提他的子孙们了。

　　想想看，以开国太祖、新军的缔造者兼讲武堂山长之威，尚且无法迁都，玉柱的继承人，只怕是连提都不敢提了。

　　江汉平原的地形，四通八达，无险可守，并不适合古代的建都。

　　但是，进入近代之后，随着火器技术的迅猛发展，水运便利，并且陆路交通发达，反而成了巨大的优势。

　　比如说，德国的柏林和法国的巴黎，都和武昌府的状况，大致相仿。

　　尤其是巴黎的塞纳河，经常爆发水患。

　　1910年，巴黎的塞纳河突发世纪大洪水，阿尔玛桥下的轻步兵雕像已被水淹至脖项，成为当时巴黎人竞相参观的独特景观。

　　不可能有洪水，就放弃了河运之利，那是削足适履的蠢行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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