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何晴主演的连续剧《一代名妓李师师》中有一段经典的剧情：周邦彦和李师师一场欢好，恰好云消雨歇之时，宋徽宗却来了。

　　没地方逃，周邦彦只能躲在床底下，然后，就听了整整一夜的床，等宋徽宗走了，他满含醋意的作了一首词，也就是后世被人津津乐道的《少年游》。

　　结果好死不死的，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宋徽宗的耳朵里，然后他就被皇帝找了个由头贬了官。

　　很有戏剧性，也充满了荒诞不经，但这件事绝不是杜撰，而是明确记载于南宋诗人、词人，仪真录事参军张端义所着的笔记体史《贵耳集》中。

　　这本书也是后世史学家公认的考据《宋史》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　　故事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但周邦彦确实很有名，他少年成名，曾作《卞都赋》，使“卞京纸贵”，更是宋代着名词人、诗人，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排名还在李清照之前。

　　他历经三帝，官虽然都不是太高，但大都清贵：神宗时任太学正，后出京任溧水县令，任内为政敬简，受百姓称颂。

　　哲宗时回京，再任国子监主薄，后转秘书省正字，转任校书郎。

　　徽宗时，升考工员外郎、再升卫尉少卿、宗正少卿，兼仪礼局检讨，其间提举主掌音律诗词的大晟府，后拜秘书监。

　　要是做一下概括，他这辈子主要做了四件事：作词、教学、作曲、修书。

　　包括中间虽然数次转任地方，皇帝依旧让他“管勾学事”、“兼事修书”。

　　所以要说有一本南宋举子必考的《仪礼注疏》是周邦彦手抄的，还真就不奇怪，因为他大半辈子干的都是这个工作。

　　但南宋周邦彦的手抄本能流传至今，这就相当让人不可思议了。

　　不是说不可能，流传下来的宋朝的手抄本也不是没有，各大拍卖会中时不时就能见到。

　　李定安觉得奇怪的是，来历这么不一般，价值这么高，还保存的这么完好的手抄本，自己竟然没听过？

　　这就好比突然冒出了一份苏轼或是王安石的亲笔手稿，之前却没有传出一丁点的风声和征兆。

　　周邦彦又不是什么冷门人物，清真居士的名气还是相当有知名度的。好，抛开这个不提，《秘书省管下校书郎朱记》总有人认识吧？

　　这妥妥的宋版手抄本，而且是宋代皇廷内府藏书，再看品相，摆明一直都是精心保存，而非从墓里挖出来的。所以这样的东西早该名动天下，既便问世，也不该出现在什么展览会中，而是苏付彼、佳士德、嘉德、保力之类的大型拍卖会，上拍之前，必然被炒到爆炸的那种。

　　包括现在，展览会举办了一个多星期，迄今为止价值最高的一件藏品不过是宣统时期的一份圣旨，标价不过八百多万，能不能卖出去都不一定。

　　做做对比：至少两亿的手抄本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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